读《我承认我不曾经历沧桑》
蒋方舟的随笔，之前从未读过她的书，一直觉得她挺受争议的，读之前没抱太多期待，但读完觉得还挺好的，诚然像很多评价的那样蒋方舟总有种用力过猛的感觉，非常渴望成熟但似乎又达不到那种丰富的人生阅历，就像这本书名取的，她承认她不曾经历沧桑，她还是非常谦逊的，而且从这本书也能看出来她非常刻苦，阅读量巨大，努力又谦卑的人，在我眼里印象都不会差。
全书有三个篇章：被绑架的一代，记录本身即已是反抗，审判童年。
第一个篇章我不是很喜欢，这部分文字太故作深沉了，通过采访一些人来引出一些对社会问题的思考，我觉得立意都挺好，但写得不够“实”，有矫揉造作之嫌。这个篇章的第一篇文章篇名刚好是书名，主要讲1999-2009年代的青春，因为是作者自身的经历，所以比起其它文章要好得多，我很欣赏作者很诚实地袒露自己，再加上年代差不多，很多事情我也经历过会有些共鸣。中间有篇《被绑架的盗火者》是讲南科大的，刚好它是我的母校，但看完发现作者写的主要是第一届学生的故事，所以无感。最后一篇《想象的祖国》我觉得写得最差劲，文字间隐隐透露出的政治倾向让我反感，甚至有些文字让我觉得作者很伪善。
第二个篇章主要与阅读写作相关，由于我的阅读量不高，作者提及的很多书是知道但没看过甚至完全不知道的状态，对于新鲜的东西我向来是感兴趣的。第一篇《作家真正的恐惧，是被“国家”所魇住》和上一篇《想象的祖国》似乎有点呼应，作者想要强调“作家真正该恐惧的，是被国家的巨大力量所魇住，被它的荣誉和拥抱收买，被它逐渐走向开明包容的幻想所欺骗”，我很理解她所要表达的，但是由于我不喜《想象的祖国》，所以我这里想说除了不要被国家所裹挟外，还得注重自己的独立性，有些东西真的是我自己思考得出的结论呢？还是人云亦云说的人多了我也就这么想了？没有事实细节支撑的宏大叙述在我眼里多为后者。在附记里头作者说这篇文章写于莫言获诺奖后，网友热议“文学是否独立于政治”于是作者也展开了她的讨论，单就这一主题，我挺买账的。《文学中的乡土中国》这篇我挺喜欢，也许是没有看过其中一本书的缘故，对这段文学史毫不知情，距离产生美。说起乡土中国文学，我脑子里能冒出来的只有刘亮程，以前语文课本里有他的文章，具体写了什么都忘光了，只记得乡村宁静的夜晚。我好像没什么乡土情结，老家就在农村里，但从小在城市里生活惯了的我回老家总是有些不太适应，其次即便在农村里家里既没有耕地也没有养鸡养鸭的，似乎又和农村不太搭边。在非常遥远的记忆里农村是有牛的，但当时我已经开始胆小了不敢爬上去玩，鸡在亲戚家喂过，只记得那天玩得很开心，哦，过年时会看着爷爷杀鸡，宰完鸡把它拎起来，拿一个碗放在地上，血会从嘴里流下来，就能收集到一碗鸡血了，这一幕总是给我很深的印象。好像跑题了。没真正看过乡土文学，不知道它会描写些什么，我对它的想象和鲁迅描述的差不多，离开了乡村的人开始怀念乡村，是一种乡愁的情绪。如果它是一种对过去的美化，我估计我不会太爱看，不过它要是能穿插一些乡村志怪故事以及神奇的风俗习惯，那我应该是喜欢的，《中国奇潭》里头的《乡村巴士带走了王孩儿和神仙》就有点这种味道。《中国作家梦魇》这篇我也挺喜欢，听作家们的八卦谁不感兴趣呀，另外也写了些作家理想与现实的鸿沟，我一方面觉得写得很到位，另一方面又怀疑有故作深沉的嫌疑，啥东西都要哀叹一下上升一下也挺讨厌的，大家都知道嘛，生活总不可能事事如意的，要是能在此基础上写出点新意就好了，但作者总是止步于此。《我们的谎言是纯净的》这篇是小说《针尖上的天使》的读后感，这种类似《1984》的作品在我心里是一种没办法说不好的存在，毕竟追求真理，反抗压迫是刻在我们 DNA 里的需要毕生追求的美好品质。《达尔文改变中国》这篇其实是我看这本书的契机，当时在看另一本书正好提到达尔文学说，我突然很好奇它对中国的影响，于是就搜到了蒋方舟这本书，这篇文章是汉学家浦嘉珉《中国与达尔文》的读后感，简单梳理了一下达尔文学说传入中国的历史，以及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没读过正经全面的达尔文学说，就我的一些粗浅的理解，我觉得我这个人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我会认为能力非常重要，人人都得努力让自己变得有才能，我也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闪光点，在这种思想下，我其实内心不是很喜欢那类没有能力而且安于现状甚至一直抱怨命运不公的人，于是这造成了我内心的一些纠结，我在条件反射下会抵触这些，但理智告诉我我不应该这样，我不能因为一个人平庸而讨厌，毕竟大多数人（包括我）都是平庸的。每当我产生理智和情感的矛盾时，虽然会纠结，但意识到这个问题还是很有趣的，我可以一直去研究和追问我为什么产生那些念头。比如看这篇文章就会给我埋一颗种子，是不是达尔文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和异化造成的？我个人认为有我这种想法的人不在少数，只是大家会藏着不说罢了，所以它也许是社会观念引导的产物，这是一种可能性，但真相的面纱还是得在不断探索自我中慢慢揭开。总的来说第二部分若是涉及我感兴趣的方向我都蛮喜欢的，但要说有多大的启发好像也没有，它更像是一个引子。
第三部分审判童年，用非常犀利的眼光将自己的童年抽丝剥茧，冷静到似乎没有一点情感，要是放在现在的社交媒体上必然能招致骂声一片，咱传统的观念就无论如何都要感恩父母，毕竟他们赐予我们生命，现在网络上倒是存在很多原生家庭论，子女抱怨父母的行为给他们造成的伤害，但大多如果情节没非常恶劣，主流观点还是觉得父母是值得感恩和尊敬的。所以作者能写出这些文字我是挺惊讶的，这个部分写于2008年到2012年间，作者19-23岁，我还是非常惊讶她的早慧的，要是早些年看可能会少些共情。我17岁的时候离开父母，到另一个城市读大学，那时候的生命体验非常丰富，各种第一次的体验，没有父母，只有我，我一个人做决策，从慌张不安到后面镇定从容，我为我的成长开心，但是我发现我在父母面前依然是个孩子，他们会经常为我担忧，尽管在学校有勤工俭学也有点奖学金，但我依然需要父母的资金支持，所以我得听父母的话。而现在，我可以不用依靠父母的经济援助了，事情似乎不一样了起来？我和父母的沟通与对话更加平等，我们更像是成年人之间的对谈，从前的我们像是两条紧紧交织在一起的染色体，现在那种羁绊感渐渐消失，我其实心情是有些复杂的。一方面我觉得每个人真正长大是要经历这种和父母关系的转变的，我们要学会独立，父母要学会放手，这点上我和父母都完成得很好，但另一方面还是会有些不舍吧，作为孩子嗷嗷待哺的阶段一去不复返了，我得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啦。不过前者还是能战胜后者，我自己似乎一直是成长型思维的，我不能接受我安于现状，我要冲出去，我要冒险，即便结果不好我也认了。这一篇章我挺喜欢描述母亲和父亲的部分的，“母亲这种生物，太热衷、太善于营造出相依为命的生存气氛了，这几乎是每个母亲都具备的无与伦比的天才。她们能即刻创造出一个只容下两人的、潮湿的环形空间，自产自销的源源不断的爱，是养活和维持这个二人世界的营养来源”，我觉得这句话描绘广义上的母亲非常贴切，母女关系是非常复杂的，我们总认为母亲的爱是无私的，但我并不觉得，这种爱很多时候是有条件了，除了爱以外还有很多复杂的情感，我有时候觉得母女间又很多相爱相杀的感觉，在这点上我似乎很早就感悟到：至今为止我对我小学一年级的一节作文课印象深刻，那节课是讨论《我的母亲》的，在班主任的煽情带领下，全班孩子都在哭，除了我，我甚至在心里笑，差点还笑出声，其实还是比较无错的，因为对于年幼的我来说，跟别人不一样证明我有问题，我是不是冷漠呀，但现在我终于没这么想了。我能理解同学们对母亲的感激，因为我也同样感激我的妈妈，但我讨厌歌颂她的伟大，把她拔高到一个无与伦比的位置，并让我们都接受这种思想，感觉有些道德绑架了。所以那堂课我其实更期待一些多样性，有没有人讲述一个不一样的妈妈，但没有，每个妈妈都是那个晚上来敲房门给你递牛奶的那个妈妈，太假了，我的妈妈就不会这样。和妈妈倒是有很多相依为命的时刻，因为爸爸需要赚钱养家，他会去更远的地方，于是我只有我的妈妈。妈妈没有老师教我的那么无私，我会记着很多小仇，但她对我的关心不假，她爱我，以她独特的方式。可能是我的独立来得早了，我俩现在倒是没有“相依为命”的时刻，她现在也不太会营造这种“相依为命”的氛围了，我觉得原因可能是在父母关系这块现在我成为了主导者，有些话术不再管用。有时候我在网络上看到子女叙述自己被父母“绑架”，我会挺庆幸目前我的状态，但有时候其实又有些怅惘，母亲曾经确实也是个掌控欲比较强的，当她发现她什么都管不了我的时候选择了放手，但她从来不和我提她的内心变化，我不知道这一变化对她有什么刺激，只感觉她没以前那样明媚了。有关父亲的形容，我很喜欢作者描述的“类似于一种凑巧的社交”，这可太贴切了！传统家庭里父亲对孩子的关心总是不及母亲的，比如我爸要出门赚钱，那就只能让我妈照顾我。照顾小孩挺难的，而且小孩会记着妈妈做得不好的地方，爸爸每隔一段时间回家一趟看望妻女，带回来一堆好吃的好玩的，不费吹灰之力就收获了小孩的欢心，这是何其的不公平呀！
借着写这篇读后感顺便剖析了一下自己，我也没有意料到会发展成这样，本来只是整理下读书笔记来着的，最近觉得自己很忙，但该忙的事情怎么都搞不定，内心苦闷，浪费很多时间沉浸于娱乐也无济于事，想来还是整理整理点看完的书吧，似乎确实给无处安放的心灵找到了个安顿的位置。我发现我这人的成就感完全来自于输出，但我又太少输出了，最近似乎身边也没朋友听我絮叨，写点文字是个挺不错的选择。
书摘
当年，我们这些“新”字头的青春作家，既要拉帮结派，又忙着划清界限，最后还是身不由己被合并同类项。我也曾被划到“残酷青春”的流派里，照片被处理成黑白的，印上触目惊心的“疼痛”两个字。我自己倒觉得我从小到大并无坎坷，不觉得有什么愤怒非呐喊不可，有什么委屈非呻吟不可，但是大家都指着自己的伤口雪雪呼痛，我不和一嗓子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
很多时候我们被社会的洪流推着走，完全没有去怀疑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干，只是想着别人都干了，我也得干。
我喜欢向外人热烈地介绍他们的财富，当别人婉转地抬出更富裕的家庭，我甚至会因为感到挫败而不服。
在这里，作者有个同学家非常有钱，她就很喜欢将这件事情做谈资向其他人介绍，甚至还会拿来比较一番。
非常真实，想起自己小时候的一些事儿。不知道是不是孩子心里都会有一个 be a popular kid 的梦，要想变得受欢迎就得会说话（得吸引大家的注意）或是非常阔绰（送别人东西）。前者对于我太难了，所以我一有什么依仗（比如说老师突然给了我点权力），我就挺喜欢狐假虎威的，只有这个时候大家的注意力才会集中在我身上，好似成了个酷 girl，但往往都是好景不长权力一失去就成了个小透明；后者我倒是常试，但几乎都没什么好结果，我总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在现在的我看来就是讨好型人格的妥协。
另一方面我又能从这句话中看到人与人之间那种暗搓搓的竞争，“我认识xxx”也是一种隐形的资本。愈发认同有人说过的人类追求的两个东西：平等和优越。在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时候想要追求平等，但在平等了之后又想拥有特权。感觉从小到大，我就一直被灌输着各种各样的鄙视链，最经典的一条是我们讨好有钱人，贬低穷人，当然作为有素质的人我们表面上还是要显露出关怀的样子，但内心完全是另一套想法。
高三那一年，老师告诉我们：“想要成绩好，就不能交朋友！你们看看有哪个状元是一下课就三五成群地待在一起的？”
现在看到这些当年老师以及大人的话真是气愤，小时候的我真的会把这些东西奉为圣旨。
凌晨3点钟，很多寝室还都透出光来，他们还在学习，学习。学习是不妥协的、严厉的。必须学习，不惜一切代价，而且没有幻想。学习一切，以及它的对立物。文言文宾语从句、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博斯普鲁斯海峡、苏联解体的表面原因直接原因间接原因历史原因根本原因……
在那一年，唯一动摇了高考绝对权威的事情，就是5·12汶川地震。地震发生之后，我们不被允许看地震的图片、录像还有新闻，害怕心情受影响。那时，老师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把热点新闻和感人短文作为高考作文素材印发给我们，这长达五六页的材料，几乎就成了我们获知地震新闻的唯一途径。高三的我们仿佛被硕大无朋的箱子关住，只能从砰砰的敲击声大概猜测发生了什么。
这就是我们的教育，可悲，我们到底在培养什么样的人呢？
于是，没有余地。 为什么要留余地？或者，用更年轻的姿态来重述这句话——凭什么要留余地？ 因为啊因为，余地是生存之余仅剩的奢侈品。
《我为什么不敢“留点余地”》这句话措辞太矫情了，受不了，她可以直接说为什么要留余地，不用加上什么“更年轻的姿态”，“因为啊因为”。我觉得一个合格的作家得会凝练文字。
我不敢给自己留点余地，我甚至不敢小声再小声地对自己说：“我累了，我不想再继续跑了。”
我觉得这篇文章立意很好，但写得不够“实”，有矫揉造作之嫌。
古人说三十而立，说明三十岁已经是很关键决绝的岁数了。三十岁，已经决定了后半生定格的形态。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古人寿命短，所以生命周期都压缩加速，反正我周围的80后，都仍保持着“二十而蹲”的姿势，他们将立未立，下一个动作还暧昧未卜，不知道会昂然地顶天立地，还是会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三十未立，二十而蹲》我也常常会有这种感觉，我们这代人是娇惯着成长起来的，抗风险和挫折能力都比较弱。
小文并不觉得这种想法有什么值得羞耻的。《论语》里，孔子也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霍桑的《红字》里说：“倘若世世代代都在同一处不再肥沃的土地上反复扎根，人性就会像马铃薯种在这片土地般无法繁茂茁壮。我的孩子们已经诞生在他处，即便我能力所及，掌控得了他们的命运，他们也将在不适之地扎根。”
《中产阶级的孩子》父亲给小文提供了优渥的成长环境，有出国移民的机会。中国人对“根”这个概念还挺执着的，移民在某些人眼里是一种背叛，是不道德的。这里作者引用了一些话来辩驳。
到了高三，班里的大部分孩子都从宿舍搬出来了。学校周边新盖的商品房供不应求，家长们或租或买，搬到这不着村店的荒郊野地来陪读，为了给孩子一个清静无忧、饭来张口的高考冲刺环境。
《天才的出走》我到现在依然不能理解国内这种现象，尤其是我老家非常普遍，很多亲戚会在学校附近租个房子，妈妈辞去工作专程照顾，据我观察，身边并没有因为这样做而一跃成为状元的例子，我觉得家长完全没必要这样做。
库切写过一部反种族隔离的小说，叫做《等待野蛮人》，假设了一个无时空限制的帝国，在它荒凉的边境小镇，有一天传来了消息，说首都已经注意到边境线附近的野蛮人正在联合起来，对帝国形成了眼中的威胁。所谓野蛮人，所谓的敌人，其实不过是一些世代生活于边境的游牧民族而已。帝国却挑起了一场不存在的战争，搜捕危险敌人，并且扩大了战争的规模。
相对于野蛮人，帝国自视为文明的象征。库切这样形容帝国的矛盾：“它注定要在历史中再现一个反历史角色。帝国的意识就是：如何确保政权的长治久安，避免分崩离析。一方面，他们处心积虑地搜捕宿敌，到处布下他们的鹰犬；另一方面，则以灾难滋养自己的想象：城邦凋敝、民不聊生、饿殍遍野、千里赤地。”
野蛮人并不是等来的，而是被制造的。
《长安青年》本地人和外地人的矛盾，听上去放大一点就是本国人和外国人的矛盾。这事儿真不好说，每个人境遇都不一样，有的外来人融入不了怪罪本地人，也有融入的好的，除非是存在政策上或是舆论上的歧视，我觉得我只能把不好的情况归咎于人各有命。这里作者把这个故事放大看我觉得是欠妥的，不过这里提到的这本书听上去蛮有意思的，应该是我会喜欢的。
最近在大陆热映的《赛德克·巴莱》，媒体宣传为爱国抗日影片。其实，原住民的抗日，源于自身是土地的主人，保护自己的部落，并不是遗民保卫大清帝国的土地，更不是中华民族抗日史的一部分。赛德克以及其他原住民部落，抗清也抗中，对抗一切针对本民族的殖民强权。看到影片在大陆宣传为“向英勇抗日的台湾人民致敬”，觉得有些滑稽。他们的民族，却成了我们的主义。
《想象的祖国》伪善！我觉得“向英勇抗日的台湾人民致敬”完全没毛病，蒋方舟你才滑稽呢。
然而，如“欢迎国民政府筹备会”总干事叶荣钟所说：“祖国只是观念的产物而没有经验的实感。”当国民政府真正统治，岛民却发现问题多多，在某些层面上还不如日本殖民统治。当时兴奋迎接国民政府的热血青年，在几个月后，就成了反抗国民政府统治的革命领袖。
这句话很有意思。人们到底在追求什么样的生活呢？
“勒石镌文，旨在告慰亡者之天灵，平抚受难者及其家属悲愤之情，并警示国人，引为殷鉴。自今而后，无分你我，凝为一体，互助以爱，相待以诚，化仇恨于无形，肇和平于永远。天佑宝岛，万古长青。财团法人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谨立。”
虽说如此，但拉仇恨永远是政党竞争的手段。
立下石碑的时候，距离“二·二八事件”已经将近五十年。真相和正义迟来了一些，可仍然是正义。在这个6月初的下午，我在台湾，第一次感觉和中国大陆距离如此之近。
最后一句话很可笑，又有些做作。
作家有权力保持自己的遗世独立，同时，他也必须和所生活的时代有某种同频的互动。这种互动，不是来自于意识形态的召唤，不是对苦难者的代言，不是推翻现有政权的野心，而是倾听自己良知觉醒的声音，诚实地把它记录下来。在北欧，这种声音也许诉说的是叶落花开霜起雪落的美；在苏联，这种声音诉说的也许是共产主义的冷酷；在非洲，这声音诉说的也许是种族战争带来的血腥。
《作家真正的恐惧，是被“国家”所魇住》加粗部分我觉得写得不错，但后面例子举得太差劲。
鲁迅讲过最残忍的故事，不是《娜拉出走之后》，而是《在酒楼上》：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也只能是年轻，为了理想永远热泪盈眶不是作秀就是乡愿，热血总会化为虚无啊。五四时候充当启蒙者的进步青年吕纬甫，在坠入现实生活后变得颓唐失落。
《中国作家梦魇》没看过《在酒楼上》，但我想《娜拉出走之后》应该也面临着相似的境地，理想与现实永远都是有鸿沟的。
《针尖上的天使》讲述的是赫鲁晓夫时期一个报社编辑部的故事。主人公《劳动真理报》的总编马卡尔采夫的桌子上被人放了一本禁书，他看了之后患上心肌梗塞。小说讲的就是他从住院到死亡的短短六十七天的故事。
故事写法很有意思，它是由层出不穷的人物推进，从司机、打字员、摄影记者、克格勃到最高领袖。其中最有趣的是泌尿科专家，他专门治疗最高领袖的阳痿和花柳病，掌握了这个国家最高层面的机密。
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人事档案、证件、表格和自述，以及小传等等。所有人都有一个默契，那就是说谎和聆听谎言的默契。简单的马克思主义是刷在墙上的标语，没有几个人真正信奉，大多数人都是被动接受。
小说所写的《劳动真理报》只有一条原则——无论世界上发生了什么，订报人应当读到的是：我们的国家一切正常。
老记者拉伯波尔特向年轻的摄影记者炫耀自己按照上级指示杜撰出各种假英雄，想象出各种全民的狂欢。他说：“我的谎言是纯净的，不掺和一丝真相。”
年轻人问他：“你不惋惜自己的才华吗？”
拉伯波尔特说：“不，右倾的思想我用左手写，左倾的用右手写，而我自己完全是中间的。”
《我们的谎言是纯净的》
徐元宫在《苏联时期的书报检查制度》一文中考据：全面恐怖时期的苏联，书报一共要经过五道程序的检查：1.自我审查；2.政治编辑的思想政治审查；3.报刊保密检查总局的书刊检查；4.秘密警察机构的惩罚检查；5.由党的领导进行最后的意识形态审查。
荷兰哲学家伊拉斯谟在《愚人颂》当中假设了一个经典的境况：人生如戏，人人都在扮演着一定角色。有人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演戏，把戏演完；另一种人，发现生活原来是一出戏，就努力离开舞台。第二种人错了，因为剧院以外，什么也没有，没有另一类生活在等着你。这场戏是唯一的演出。
很喜欢这段话，虽然我不同意他说的剧院之外什么也没有，刚好今天看完了《楚门的世界》，外面的世界是自由的，尽管存在风险。
达尔文学说进入中国是在晚清，当时，中华文明在坚船利炮的轰隆声中，突兀地、被迫地进入世界近代化语境，开始了第一次全面的自我怀疑。
严复把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翻译为《天演论》，引入中国。严格说起来，严复的老师，并非达尔文，而是社会学家斯宾塞。斯宾塞在达尔文《物种起源》发表之前七年，就提出了社会进化的思想，认为进化是一个普遍的过程，他认为人有优等种族和劣等种族，劣等种族应该在竞争中被淘汰。
严复读到斯宾塞的著作，顿时觉得找到了中国落后的原因，就是因为缺乏“物竞”而导致的积贫积弱。中国自古不喜“争”，严复就发觉必须斗争，如果旧制度在斗争中失败，那么就说明它本身是落后的，该被淘汰。
在翻译《天演论》的过程中，严复不自觉地在其中加入了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私货”，又背叛了斯宾塞反对政府干预，提倡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原旨。
对达尔文学说最大的异化，来自梁启超。梁启超是《天演论》的第一批读者，他对其中的学说大感惊奇和兴奋，他首先把《物种起源》中关于物竞天择的理论，简单理解成为了种族理论，在《时务报》中写道：“彼夫印度之不昌，限于种也，凡黑色、红色、棕色之种人，其血管中之微生物，与其脑之角度，皆视白人相去悬殊。唯黄之与白，殆不甚远。” 随着梁启超慢慢接受了种族优劣的学说，他又开始进一步反对“天赋人权”的说法，在《现今世界大势论》中，梁启超阐述天下只有强者有“权利”，无平权，把“绝对强者逻辑”强调到了极致。 随着梁启超等人对达尔文学说的推崇，诸如杨度“金铁主义”的学说也开始在中国深入人心。所谓“金”就是黄金，“铁”就是铁炮。这些愈发加深了对“强者为王”这一理念的强调。
历史是前进的，新的推翻旧的，凡是新的，必然是进步的——共产党在马克思学说中找到了“造反有理”的理论基础，才能如此理直气壮地喊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浦嘉珉认为，到了中国之后，达尔文“使暴力变革和暴力革命合法化”。
就这样，达尔文在中国的传播，以一步步加剧异化的过程，构成了中国人现在的价值观：“谁赢就跟谁”“国家之间的竞争就是综合实力的竞争”。力量取代了道德，成为了社会权威的标杆，达尔文花了极短的时间就改变了中国。
《达尔文改变中国》
李敖曾经列举过民国的三大“文妖”：黎锦晖，他1927年写了现代中国的第一首流行歌曲《毛毛雨》，歌词里因为有“小亲亲不要你的银，奴奴呀只要你的心”而被视为黄色歌曲；刘海粟，他第一个提出在教室里公开进行人体写生；张竞生，他登报向大众征集性经验，编《性史》。
《前卫的民国》李敖这么保守吗？还是只是个引子戏谑一下？
民国真的那么好？恐怕也不尽然。
伍迪·艾伦的《午夜巴黎》把这个道理翻译成一个简单的寓言：来自现代社会的男主角，偶尔穿越回菲茨杰拉德、海明威所生活的“流动的盛宴”的年代，觉得万分美好；那个时代的人却抱怨着所处时代的粗鄙，说几十年前的巴黎才叫好；于是又往前穿越，那时的人又说文艺复兴才是灿烂的“从前”……黄金年代永远在身后。无人能够改变的是，时代的火车往前开——拉着那些愿意的，拖着那些不愿意的。
喜欢！所以我对缅怀过去美好的行为是不齿的，人要向前看！可以怀念过去，但不要沉浸过去！
“我这些年只对看得起我的人负疚，觉得对不起人，这种痛苦在我是友谊的代价，也还是觉得值得。”
《@张爱玲》
木心是乌镇人。出生于1927年。那一年，国共分裂，共产党发动了“南昌起义”，内焦外患，注定是个大时代。再后来，乌镇沦陷，由汪伪政府统治。但大时代似乎并不如我们想象的轰轰烈烈，木心的童年似乎没有受太大的影响。他自己描述，“我们小孩子们唯一能做出的抵抗行动是，不上日本宪兵队控制的学校，家里聘了两位教师，凡亲戚世交的学龄子弟都来上课。”他的童年就是读书，读孔孟、读诗词，也读外国翻译小说。看画，看山水、看水墨，也看西洋油画。
旧时的富裕人家都有这样的习惯。棋圣吴清源的自传中，写道他们兄弟几个在家中聘了家庭教师来背诵四书五经，不去上小学堂。1919年，发生了“五四运动”，在我们接受的历史教育里，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可童年的吴清源似乎并未受到任何影响，宅门一关，生活中仍然只有下棋。
《木心：原来你们什么都不知道啊》
少年木心，真像是西洋小说里写的贵族少年——“万事皆足，只欠烦恼。”他描述自己的少年生活：“人家出洋留学，法兰西、美利坚、红海地中海、太平洋大西洋，我只见过平静的湖。人家打过仗、流过浪、做过苦工、坐过监牢，我从小娇生惯养锦衣玉食，长到十多岁尚无上街买东西的经验。”
木心领导学生运动的结果，就是被当时的上海市长亲自下令开除，又被国民党通缉，走避台湾，直到新中国成立才重回大陆。章学林在80年代抱怨木心没有革命意识，其实，革命不过木心生命中一小段形成而已。他后来写道：“我年轻时，常常听说有人妻出走——中国只有一个真的娜拉：秋瑾。革命，赴死。她是完成了的娜拉。其他娜拉都未完成，中国许多娜拉走过一条路：去延安。”
木心并非没有革过命，只是发现革来革去，成功与否，都是革了自己的命。若不成功只成仁，那是圆满，是死。若成功而没成仁，那革命者成了当权者，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东西消失，那亦是死。
最后一句话让我想到《外星也难民》的小世界，屠龙者最终会成为龙。
任何时候的传道授业都是危险的，传道的“道”越是至诚至善，这种危险甚至越大，如木心所说：“山下坐着密密麻麻的平民，谁顿悟耶稣在讲什么？两千年来，也极少有人明白耶稣说这话出于什么心态。耶稣的知名度来自误解。当不含恶意的误解转为饱含恶意的曲解——十字架就来。”
现代人的失败，就在于不肯牺牲：“来美国十一年半，我眼睁睁看了许多人跌下去——就是不肯牺牲世俗的虚荣心，和生活的实利心。既虚荣入骨，又实利成癖，算盘打得太精：高雅、低俗两不误，艺术、人生双丰收。生活没有这么便宜的。”
木心喜爱《诗经》，李白有诗，“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
一个叫做让―保尔•杜波瓦的法国作家写过一本好小说，叫做《一个法国人的一生》开篇就写到“我”的哥哥是家中的宠儿。我的祖母尤其偏心我的哥哥，因为他有着父亲的相貌和父亲严谨成熟的征兆。至于我，不过是在一个根部生出来的分叉，一滴精液的后遗症，一次神意瞬间的疏忽，一个胚胎的错误。”
婴儿刚在人世间探出头脑的瞬间，就面临着一项审核。考官是父母，他们只是简单地检查一下四肢，不客观地评价一下婴儿的美丑，然后就急着在婴儿尚且混沌的五官里，仔细地辨认着哪里隐藏着自己的痕迹。
哈哈是这样的，每个小孩都会被问，你长得像妈妈呢还是爸爸呢。
世界上唯一比有一个才华横溢的兄弟更可怕的事，就是在有一个才华横溢的兄弟的同时，你自己也是才华横溢的。
既生瑜何生亮！
有句我很不喜欢的俗话，叫做“是骡子是马，拖出来遛遛”。那些家长超级喜欢遛孩子，让完全不相干的闲人决定，哪个是骡子，哪个是马。
他们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热切地问当权者：“你看看这些孩子里哪个能成大才？”抑或是即兴出题，让兄弟同场作文竞技。
这比生活在兄弟的阴影里还要痛苦。阴影是一种荫翳，在俯首称臣的瞬间，至少能获得片刻的宁静与解脱。生活之所以对我们耳语“在前，永远有更强者”，也是为了催促我们早早认命，而领取各人生存所需的坚韧安稳的小阁子。而这种每天要各显其能、竞出高下的生活是永无宁日的，因为暗处永远有评审团发亮的眼睛。
似乎是这样的，我们这代人从小生活在亲戚们的审判之下，大人们高谈阔论给你指点方向，在懵懂无知时确实需要有人拉一把，但稍微大点我们其实已经有了自主决定的能力。
我有种怀疑：兄弟间所谓迥异的性格，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前后思量、左右算计之后做出的选择——“好吧，我就采用这种性格好了。”
喜欢这个古灵精怪的想法，从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二人迥然不同的性格讲起，兄弟间性格的形成是否是后天形成的，我觉得太有可能了！强势一方很容易影响弱势一方，特别是父母没有好好引导的话。
母亲是女神无法胜任的兼职——这句话反过来说也一样。事实上，每当有人回忆自己的母亲是多么圣洁美丽时，我总是忍不住感叹亲情道义的力量好伟大，能让人轻易就自我蒙蔽——我表面上一副真挚感动的嘴脸，内心深处却深知不能当真。
让我想起小学时《我的母亲》写作课的场面。
我想，这大概是因为母亲这种生物，太热衷、太善于营造出“相依为命”的生存气氛了，这几乎是每个母亲都具备的无与伦比的天才。她们能即刻创造出一个只容下两人的、潮湿的环形空间，自产自销的源源不断的爱，是养活和维持这个二人世界的营养来源。
可笑又可怕的地方在于，这个“相依为命”的二人组是反外界的，社会于他们是充满恶意又张牙舞爪的大怪兽，成年男性于他们只有恐惧与厌恶。于是，两人就只有抱得愈紧，愈紧。
这实在值得警惕。让我们把罗曼·加里的话当做警钟：
“有了母爱，从童年开始，生活便向你展现一幅美妙的图画，但却永远是一幅画面，你以后不得不终生品尝冷漠。从此以后，每当一个女人把你搂在怀里，把你紧贴在她的胸口时，你不会感到别的，只会感到哀伤，你会像一条被人遗弃的狗，跑到你母亲的墓前大声喊叫。你不会再得到别的，永远不会。可爱的胳膊搂在你的脖子上，甜蜜的嘴唇向你诉说着爱情，但你仅仅是顺水推舟。你早早地来到泉水边，把泉水已经喝干了，当你又感到口渴时，你到处寻找，却枉费心机，再也找不到一口水井，看到的只是海市蜃楼。你从童年就沉浸在爱河里，有了这样的体验，以后每到一个地方，你就会进行有害的对比，就会白白耗费时间去等到你往昔经历的东西。”
非常喜欢这个结尾，和母亲之间的关系远比我们在公众表达的复杂。
有个叫做理查德·康尼夫的美国作家曾经统计过——“女性必须为怀孕投资的热量是80000卡，大约等于她从纽约跑到芝加哥（2500千米）所需的热量，为哺育婴儿一整年必须再投下18.2万卡——差不多够接着一路跑到旧金山了。
至于男性为奉献那一粒精子所耗费的力气是0.00000007卡，还不够他在床上翻一下身放个响屁需要的热量呢。”
所以，男人和孩子的关系——比起母子、母女之间血肉相连、脐带相依的纠结缠绵——更类似于一种凑巧的社交，温情时隐时现，尴尬却伴随终生。
当我年轻、气血正旺的时候，我从道德上诚心诚意地看不起和鄙视卢梭，因为他把自己的五个孩子全部送进了育婴堂，轻松地短吁一口气拍拍双手，像送走了上门卖百科全书的推销员。他是这样说的：“这种处理（把孩子送去育婴堂），当时在我看来是太好、太合理、太合法了，而我之所以没有公开地夸耀自己，完全是为着顾全母亲的面子。”还要怎么公开？穿着育婴堂赠送的荣誉马甲满街溜达吗？
等我年纪大了，物是人非事事休了，我才愿意承认：不愿意做父亲的父亲，并不是最坏的父亲；甚至，客观说起来，大部分普通的非职业父亲杀伤力还更大哩——当然，他们自己并不知道。
很典！传统家庭里父亲的缺席，“凑巧的社交”这一表述太妙了！
我不敢说我想上厕所，只能静静地坐在那里，焦灼地期待着自我毁灭，一动不敢动，生怕惊动了膀胱。我的自我控制能力奇强，每次都能强撑到老师在门口叫道：“蒋方舟，你妈妈来接你啦！”
哈哈，这就是小时候的我！
我不想做一个歌颂遥远的月亮有多皎洁的人，而想看到它黯淡坑洼的一面，那是真实。我们抱怨孩子总是吵闹和哭泣，而当我们蹲下，和孩子同一个视线，看到的都是大人密密麻麻的腿，看不到路也看不到人的表情，这时候，我们才知道孩子们的恐惧从何而来。我想回到那个低的视线。
看到过一种说法，说当一个人产生羞耻感的时候，童年便结束，青春开始了。我想，一个人的羞耻感丧失的时候，他的青春便结束了，中年开始了吧。
妈呀，我中年了？！